摘要:一個議題被提上政府工作日程到相關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因素在發揮著作用,其中,大眾傳媒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十分明顯而又不可或缺。從引發一個議題,進入公眾視野,再到相應的公眾輿論的形成,最后到政府出臺相關的政策這一過程中,媒體報道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對霧霾相關報道為例,分析了大眾傳媒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在此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何更好地發揮在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這是媒體工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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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眾媒介;公共輿論;輿論領袖;公眾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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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6-2-00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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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眾傳媒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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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空氣、水、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關乎公眾健康的問題得到了大眾傳媒的廣泛報道,公眾對于這些問題從不知到知再到輿論形成,最后到相關政策的出臺,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媒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本文就以對霧霾相關報道為例來說明大眾傳媒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的過程中具體發揮著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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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發議題討論,將議題帶入公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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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2日,潘石屹在自媒體微博上發出一條“媽呀,有毒害!”從此“霧霾”這一名詞進入到公眾的視線,在此之前,霧霾現象一直存在,但是公眾大都意識不到它的危害性。而潘石屹的微博成了公眾意識到霧霾危害性的由頭。一個議題要形成,必須要有特定的公共事務,空氣污染與我們公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公眾愿意對其發表意見,媒體在這個話題上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報道,例如2012年1月16日—19日,山東境內因霧發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10人死亡,14人受傷。這一事件經由媒體報道以后,霧霾成了政治事件。2012年被稱為“霧霾元年”。自此公眾在新媒體平臺上對這一議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可以說,將“霧霾”這一議題帶入公眾視野,引發公眾廣泛討論的過程中,媒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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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發輿論,為公眾討論提供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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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個人意見要公開表達、參與大范圍的社會討論,最終形成的一致意見也要公開表達才能作用于社會,成為具有實際意義的公眾意見,而公開表達必須要借助于一定的媒介。[1]58在當下,大眾傳媒正是這樣的一種表達渠道,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具有公開透明、傳播力度大、傳播范圍廣等優勢,尤其是以微博、博客為主的新媒體,更是提供了“全民參與、廣泛討論”的一個平臺。微博實時傳遞公眾對現實熱點、焦點問題的觀點和態度,已成為公眾發布信息、表達訴求、建言獻策的重要途徑。在“霧霾”這一話題中,博客開通了“霧霾革命”的專題,引發公眾的討論,還有后期柴靜的《穹頂之下》以網絡媒體為傳播渠道的紀錄片,再一次掀起公眾討論的熱潮。所以說,公眾意見的表達需要以大眾媒介為平臺和渠道,這一點是由大眾媒介的優勢所決定的。而這一優勢正使得大眾媒介成為公眾發表輿論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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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釋信息內容,溝通和協調政府和公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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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一開始進入公眾的視線完全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人們既不了解“霧霾”是什么,也不了解它能帶來什么危害。所以在推進公眾討論的過程中,大眾傳媒不光是報道事實信息,同時也起到了解釋信息的作用。目前絕大多數傳統媒體都開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在其微博主頁上及時推送信息和動態,還有相關的深度解讀內容,并且時刻注重與公眾的討論。例如,在對“霧霾”相關的報道中,媒體講述了顆粒物污染PM2.5比PM10危害更大,并在相關的報道中解釋了PM2.5到底是什么?面對PM2.5我們能做什么?這類解釋性報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疑答惑的作用,而大眾媒介的告知解釋是公眾公開發表意見的前提。其次,媒體也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相關政策的出臺經由大眾媒介的報道被公眾所認知,讓公眾知道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回應。同時,公眾的意見也可以通過媒體為相關的部門所了解。例如,在公眾討論的過程中,公眾在網上討論呈現什么樣的態勢?大眾主流意見關注的是什么?他們希望相關部門有什么舉措?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傳達還是“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饋,很大程度上都依賴大眾媒介。這就在公眾和政府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也在相關政策的制定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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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督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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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1年“霧霾”進入公眾視線到由國務院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法規出臺,整個過程中媒介都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相關法規出臺以后,大眾傳媒仍需要進一步發揮其監督權,監督相關法律法規的落實情況以及公眾對此的反應。例如針對大氣污染,有關部門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其中提到在人口集中地區、機場周圍、交通干線附近以及當地人民政府劃定的區域內露天焚燒秸稈、落葉等產生煙塵污染的物質的,將會追究一定的責任。然而有的偏遠地區的農民仍然意識不到焚燒秸稈的危害,仍然在入秋后集中將秸稈焚燒,針對這一現象,媒介進行了大規模的報道,引發公眾的輿論來行使其監督權。媒介的這種行為正是發揮監督政策法規實施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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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大眾傳媒輿論偏頗引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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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媒在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作為公眾議題的報道者、作為政府和公眾利益的協調者,在某些情況下,大眾傳媒在相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媒介報道形成的輿論偏頗,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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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題的引發較多地依賴輿論領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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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霧霾”一事的議題引發上,我們可以看到“輿論領袖”的作用,潘石屹的一條微博引起了公眾對“霧霾”的認知,然而在潘石屹發微博之前,霧霾一直是存在的,而媒體沒有進行過主動地發掘議題,所以“霧霾”相關議題的引發討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絕大多數的公眾議題的報道上,媒介總是以一個突發性事件的發生為契機或某個輿論領袖的發聲,才開始相關的報道,所以報道具有較大的自發性和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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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等權力的介入影響媒體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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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黨管媒體”的格局下,媒體的相關報道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公權力,這使得媒介在相關的報道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到政府的利益,在某些情況下,媒介在有些時候對于某些敏感的議題既有報道的意愿,又變得小心翼翼。在這種情況下,媒介的報道意愿受到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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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媒的強勢報道可能導致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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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媒介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公眾的想法和認知。在大多數公共議題上,媒介的報道對于政策法規的制定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相關政策法規的出臺也有利于公眾的日常生活。然而,在有些議題上,傳媒的強勢報道可能使得政策的制定上出現偏差,同時,大眾傳媒的片面報道可能使公眾對于事件的危害性渾然不知,產生盲目的樂觀。例如,在網絡環境下,媒介的主流意見即使出現了一些偏頗,在“沉默的螺旋”的機制下,作為少數的理智聲音也很少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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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大眾傳媒如何避免輿論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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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眾傳媒應積極主動地尋找公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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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許多民生問題都亟待解決,無論是教育問題、環境問題,還是衛生問題或食品安全問題,都與公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大眾傳媒應該主動地進行議題構建,而不是依靠輿論領袖或某個重要的突發事件為契合點,才開始該事件的報道。媒介應該將自發、偶然的行為轉變為自覺、有計劃的行為。例如,在“食品安全”問題中,媒介應預見到其危害性提早報道,而不是等一系列問題發生后才進行報道。媒介應該是社會的“瞭望者”,提前就將相關可能的危害告知公眾,這也可以給相關的企業一定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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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和完善制度化建設,使其傳播更加科學規范,做到科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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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內部對公共議題應該進行科學規范的傳播,因為新聞媒介的主要功能是傳播信息和引導輿論,而且也應承擔社會責任。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和多變,社會大眾對于媒體的期望也就更高。他們希望媒體不再只是喉舌,而應該更加客觀平衡。真正負起輿論監督的責任,為公眾的利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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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法律的出臺必須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媒的報道應該是規范化和法制化的,必須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不能依賴部分輿論領袖,也不能僅靠偶然性的突發事件來集中造勢傳播,而應該預見政策執行后所有的影響。例如,2012年10月,寧波市鎮海區的市民反對“煉化一體化項目”,通過在網上大規模的討論,實現“線上”和“線下”的互動,新聞媒介進行積極的報道,最后,寧波鎮海區人民政府辦公室網絡發言人發布《關于鎮海煉化一體化項目有關情況的說明》,市里及時做出“堅持不上PX項目;煉化一體化項目前期工作停止推進,再做科學論證”的決定。在“PX事件”中,新聞媒介的科學、規范的報道使得問題得到了一個很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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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利益,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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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加速期。在面對重大發展機遇的同時,各種矛盾相互交織、頻繁發生。人們借助大眾媒介,尤其是新媒體發表意見、交流觀點、聚合思想、維護自身的權益。媒介也應該清晰地認識到:當下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是最基本的,但是我們倡導的經濟增長不應該以生態環境的惡化為代價,我們倡導的是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政府倡導的經濟發展是與公眾利益相一致的,但是涉及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問題上,民眾往往有不同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媒介在報道時應該從大局出發,審時度勢,盡量平衡好政府和公眾利益之間的關系。正如鳳凰電視臺記者張凌云所說:如何在“政府—經濟發展—公眾利益”的博弈中發展出一種適合中國土壤的新聞專業主義,如何承載公正客觀的報道事實,如何在政府與公眾的利益發揮協調作用,如何進行輿論監督和推進民主進程的角色期待,是當下新聞從業者和學者以及媒介組織仍然在思索的問題。[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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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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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1年底開始,在這短短的幾年里,中國人面對霧霾經歷了覺醒、激憤、改變、自嘲和祈福的心路歷程。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從受眾不知到受眾知曉,從相關法律空缺到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媒介在設置議程、營造公共討論的自由空間、形成公眾輿論并最終影響政府決策的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我們也能發現媒體在報道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議題的選定過分依賴輿論領袖的提出,不能很好地實現政府與公眾之間溝通,在有些議題的相關報道上的強勢,使得一些政策的制定上出現偏差。所以,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如何進行規范的、科學的報道,如何平衡好政府與公眾的利益,這是當下新聞工作者應該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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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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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良榮.新聞學概論(第四版)[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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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凌云.鳳凰衛視記者的國際傳播理念與實踐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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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莉作者系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